Breti$^{1}$，姬孺$^{2}$
$^{1}$ 朴朴朴朴大学
$^{2}$ 晋王室

摘要

晋景公“如厕陷而卒”的记载为探究春秋时期晋国宫廷物质生活提供了独特视角。本文以生业考古为核心，结合春秋时期晋国地区食物来源、宫廷贵族宴席内容及相关礼仪记载，依托人体学与消化学知识，通过秦汉时期相关厕所遗址的考古发现反推先秦时期圂厕特征，对晋景公圂厕遗迹的物质包含物进行推测与分析，为揭示春秋时期晋国贵族的饮食结构、生业模式及卫生设施发展水平提供线索。

关键词：生业考古；晋景公；厕所；饮食文化；考古学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圂厕作为古代人类生活的核心卫生设施，其遗存中的物质包含物是反映饮食结构、生业模式的直接载体。春秋时期晋国作为中原核心诸侯国，其宫廷物质生活是当时社会文明的集中体现。晋景公“如厕陷而卒”的历史记载（《左传·成公十年》），为聚焦这一特定时期、特定等级的圂厕遗迹研究提供了独特切入点。

然而，先秦时期圂厕遗址因年代久远、埋藏环境复杂，直接考古发现极少，相关研究多依赖文献推测。秦汉时期作为先秦文明的继承与发展阶段，其厕所遗址的系统发掘为反推先秦圂厕特征提供了关键参照。汉代厕所大多采用与“圂”相结合的“厕圂合一”形式，如辽阳市三道壕西汉村居址的畜圈厕所遗址，以十数根木柱围成长方形圈栏，圈后设窄深土沟作为便坑，沟中垫平石为脚踏，这种结构既减少污染源，又便于人畜粪便集中清理，且与《墨子·守城篇》“五十步一厕，与下同圂”的先秦记载[2]一脉相承，印证了圂厕制度的传承性[12]。

本文立足生业考古视野，通过整合春秋时期晋国生业经济的考古数据、贵族饮食的文献与实物证据，结合人体消化生理规律，借助秦汉厕所遗址的考古成果，推测晋景公圂厕的物质包含物构成，不仅可填补先秦宫廷圂厕研究的材料空白，更能为解析春秋时期晋国贵族饮食结构、生业模式的关联性，以及先秦至秦汉卫生设施与农业经济的协同发展提供新的研究路径。

1.2 研究材料与方法

本文的核心研究材料来源于三类：一是晋南地区春秋至东周时期的植物与动物考古遗存，包括山西永济晓朝遗址庙底沟、龙山、东周三个时期的植物大遗存分析数据[3]，临淄后李遗址春秋时期人骨与动物骨骼C、N稳定同位素检测结果[4]，为还原晋国食物来源与生业基础提供直接依据；二是与晋国相关的文献记载，如《左传》《诗经》《管子》《仪礼》中关于贵族饮食、宫廷礼仪、生活规范的描述[1][5][6][7]，用于印证考古遗存反映的饮食体系与礼仪制度；三是秦汉时期厕所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包括辽阳市三道壕西汉村居址、河南南阳杨官寺汉画像石墓、河南灵宝张湾东汉墓等遗址的圂厕结构与物质遗存特征[8][9][10]，以及西安南郊缪家寨汉代厕所遗址、秦汉时期厕所及相关卫生设施等研究成果[16][17]，为反推先秦圂厕提供参照标准。

研究方法上，采用“生业基础—饮食构成—礼仪规范—圂厕遗存”的逻辑链条，结合跨学科视角：通过植物考古与动物考古数据重构晋国生业经济框架；依托文献与考古遗存的互证，明确贵族饮食的核心构成与礼仪要求；运用人体学与消化学知识，推导食物经消化后的遗存形态；最终以秦汉厕所遗址为桥梁，完成从秦汉至先秦的特征反推，实现对圂厕物质包含物的科学推测。

2 春秋时期晋国的食物来源与贵族饮食体系

2.1 晋国核心食物来源的生业基础

春秋时期晋国所在的晋南地区，生业经济以粟黍为主导的旱作农业为核心，兼及多元作物种植与家畜饲养。据山西永济晓朝遗址的植物大遗存分析，东周时期晋南地区农作物已形成粟、黍、小麦、大豆的多元结构，共出土农作物2666粒，其中粟1920粒，占农作物总数的 72.02%，出土概率高达 93.24%，始终是最主要的粮食作物；黍609粒，占农作物总数的 22.84%，出土概率 72.97%，与粟共同构成旱作农业的核心。小麦121粒，占农作物总数的 4.54%，出土概率 22.97%，在东周时期地位显著上升，成为贵族饮食中兼具稀缺性与重要性的作物；大豆11粒，占农作物总数的 0.41%，出土概率 9.46%，已成为食物结构的补充；水稻仅出土5粒，占农作物总数的 0.19%，出土概率 6.76%，推测因晋南地区水热条件限制，未形成规模化种植[3]。

家畜饲养是晋国肉食资源的主要来源，结合临淄后李遗址的稳定同位素分析结果，春秋时期该区域（属海岱地区，与晋国相邻且生业模式相近）贵族肉食以人工饲养的猪、牛为主。猪的δ¹³C 均值为-10.2±2.5%，δ¹⁵N 均值为 7.3±1.6%，牛的δ¹³C 均值为-10.4±1.6%，δ¹⁵N 均值为 7.2±1.8%，均以 C₄类植物为主要食物，与粟黍农业副产品喂养模式一致，是贵族日常及宴席的核心肉食。犬科动物（δ¹³C 均值为-11.0±2.2%，δ¹⁵N 均值为6.9±0.3%）虽也为人工饲养，但除作为肉食外，更可能承担看护等功能，在饮食中的占比低于猪、牛。此外，晋南地区河流、湖泊密布，渔猎资源丰富，鹿等野生动物（δ¹³C 均为-18.9±1.9%，δ¹⁵N 均值为 5.0±1.3%）以 C₃类野生植被为食[4]。

2.2 晋国宫廷贵族的宴席食物构成与礼仪规范

文献与考古遗存相互印证，勾勒出晋国贵族宴席的奢华体系与严格礼仪。粮食类以粟、黍为主食，《管子》记载齐国“令使九月种麦，日至日获”[6]，反映春秋时期麦类种植已受重视，结合晓朝遗址小麦出土概率的提升，可知小麦因种植规模有限而更具珍贵性，常出现在贵族宴饮场合；大豆作为“菽”的重要载体，《诗经·小雅·小宛》中“中原有菽，庶民采之”的记载[5]，印证其在饮食中的补充地位，可能加工为豆制品丰富饮食形态。

肉食类以家养的猪、牛为核心，《左传》中晋国宫廷宴席的记载[1]与后李遗址“先民主要肉食来源于猪和牛”的生业特征[4]相符。贵族宴席遵循严格的礼仪规范，《诗经·小雅·宾之初筵》记载“先酒、次肉、再饭”的进食顺序，宴会初始需“左右揖让入席”，在钟鼓伴奏下开展饮宴活动，席间还要向尊长举酬劝酒、祝福长寿，体现了“夫礼之初，始诸饮食”的礼仪传统[5]。此外，晋南地区的果类资源如枣、酸枣等，在晓朝遗址东周时期遗存中均有发现[3]，可能作为宴席餐后果品，契合《诗经·大雅·既醉》“既醉既饱，福禄来反”的宴饮场景[5]；非农作物中的藜、苋等植物，晓朝遗址共出土藜科植物3226粒，占非农作物总数的 40.16%，苋属植物805粒，占非农作物总数的 10.02% [3]，这些植物虽多为田间杂草，但部分可经加工食用，印证了“藜藿之羹”所反映的先秦植物利用传统，可能作为宴席中辅助食材，且需遵循“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加工规范[7]。

贵族饮食的礼仪等级还体现在餐具与座次上，《礼记·礼器》记载“天子之席五重，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7]，晋景公作为诸侯，宴席座次、餐具规格均有严格标准。饮食器具的差异直接影响食物遗存形态，如鼎作为盛肉食的核心器具，“诸侯食五鼎”的等级规范决定了肉食的种类与数量配比，猪、牛等主要肉食的加工需契合礼仪要求，骨骼多经精细处理，残留于圂厕中的碎片多为细小软骨或肌肉纤维[7]。

3 秦汉厕所遗址对先秦圂厕特征的反推

3.1 秦汉圂厕的考古学特征

秦汉时期厕所遗址的系统发掘为还原先秦圂厕提供了关键参照。从结构来看，秦汉厕所普遍呈现“厕圂合一”的布局，多架筑于猪圈之上，便坑下通畜圈，如辽阳市三道壕西汉村居址的畜圈厕所遗址，以木柱围成长方形圈栏，圈中堆积畜粪、朽栏草芥和灰土，圈后设窄深土沟作为便坑，沟中垫平石为脚踏，部分圈栏仅二尺见方[8]，与河南灵宝张湾东汉墓出土的陶厕模型（猪圈围墙圆周向外凸出部分作为厕所基座，厕房架于猪圈之上，门外设斜坡道）结构原理一致[10]。西安南郊缪家寨汉代厕所遗址的发掘也印证了这一结构特征，进一步说明“厕圂合一”是秦汉厕所的主流形式[16]。

从功能来看，秦汉厕所的物质包含物以人类粪便、食物残渣为主，河南南阳杨官寺汉画像石墓出土的陶厕模型显示，贵族厕所已具备便坑、扶手、脚踏等设施，前院铺设花纹方砖，右后角设厕位，便坑下通粪池与猪圈，部分还设有贮粪池，粪便可作为“美粪”用于农田施肥，形成“农厕循环”的生业模式[9]。这种“厕圂合一”的布局不仅减少污染源，且占地面积小、清理方便，至今在陕南、四川部分地区仍有延续，可见其传承的合理性[8]。秦汉时期厕所及相关卫生设施的研究还表明，这一时期的厕所已注重功能分区与卫生清洁，为反推先秦圂厕提供了重要依据[17]。

3.2 从秦汉反推先秦圂厕的核心特征

秦汉“厕圂合一”的主流布局，可追溯至《墨子·守城篇》“五十步一厕，与下同圂”的记载[2]，印证了先秦时期圂厕与畜圈相连的基本形制[12]。从建筑工艺来看，秦汉贵族厕所的高架结构、便坑设计、脚踏设施等，显示出成熟的功能分区理念，推测先秦宫廷圂厕虽工艺相对简朴，但已具备类似的核心功能——便坑承接、粪便导流至畜圈，形成初步的卫生与资源利用体系。晋景公作为君主，其宫廷圂厕应比普通民居更为规整，可能已出现简单的扶手、脚踏设施，以符合贵族使用需求，这与春秋时期贵族饮食礼仪的等级性相呼应[7]。

物质包含物的处理逻辑同样具有传承性。秦汉厕所粪便与食物残渣的混合特征，反映了“食—排—肥”的生业循环链条，这一模式在先秦时期已具雏形。《汉书·燕刺王刘旦传》“厕中豕群出，坏大官灶”的记载[11]，印证了圂厕与家畜饲养的紧密关联，与晓朝遗址中农作物与家畜饲养的协同生业模式[3]相符。晋景公宫廷圂厕作为专用设施，其物质包含物应集中反映贵族饮食的核心构成，较少掺杂平民饮食中常见的大量野生杂草残渣，且因贵族饮食遵循“一献之礼”“饮酒有度”的规范[7]，食物残留形态更具规律性，与秦汉贵族厕所物质遗存的等级特征一致[9]。汉代圂厕的考古学研究还指出，秦汉圂厕的物质包含物特征与先秦时期存在传承关系，为推测晋景公圂厕遗存提供了旁证[21]。

4 晋景公圂厕物质包含物的具体推测

4.1 植物性遗存：粮食残渣与作物副产品

结合人体消化规律、晋国食物结构及贵族饮食礼仪，圂厕中植物性包含物应以粟、黍的谷壳、麸皮等消化残渣为主。晓朝遗址中粟的出土密度在东周时期达3.28粒/升，黍为0.55粒/升[3]，二者作为主食，在加工与食用过程中需遵循“食不厌精”的礼仪要求[7]，虽经精细处理，但仍难免残留未完全消化的谷粒及外壳，其 $\mathrm{C}_4$ 植物属性对应的稳定同位素特征（$\delta^{13}\mathrm{C}$ 值集中在 $-12.0\% \sim -8.4\%$），可与其他作物形成区分[4]。小麦作为贵族饮食中的重要作物，晓朝遗址中东周时期出土密度为0.40粒/升[3]，其籽粒加工后残留的麸皮等残渣也可能出现于遗存中，成为区别于普通平民的重要标识；大豆虽数量较少，但晓朝遗址东周时期出土密度为0.03粒/升[3]，因富含蛋白质，消化后可能残留豆壳碎片，数量虽少但具有明确的物种指向性。

此外，宴席中可能出现的枣、酸枣等果类遗存，晓朝遗址东周时期出土枣核1粒、酸枣核2粒[3]，其果核质地坚硬，难以完全消化，大概率会留存于圂厕遗迹中；非农作物中的藜、苋等植物，虽部分可能作为食材，但贵族饮食中经精细加工，残留的植物碎屑较少，与平民圂厕中大量杂草残渣形成差异，这与《诗经·小雅·宾之初筵》所强调的“饮酒孔嘉，维其令仪”的礼仪规范相契合，贵族饮食的精细化处理减少了粗糙残渣的产生。

4.2 动物性遗存：肉食消化残渣与骨骼碎片

根据消化学原理及贵族饮食礼仪，肉类经人体消化后会残留肌肉纤维、软骨碎片等物质。晋景公圂厕中的动物性包含物，应以猪、牛的肌肉纤维和软骨残渣为主，这些遗存的稳定同位素特征应与人工饲养的猪、牛一致，即 $\delta^{13}\mathrm{C}$ 值集中在 $-12.0\% \sim -8.4\%$ 之间，反映 $\mathrm{C}_4$ 类植物喂养的饮食来源，与后李遗址中猪、牛的同位素数据相符[4]。

由于贵族饮食遵循“脍不厌细”的礼仪要求[7]，肉食加工极为精细，骨骼碎片数量较少，但仍可能出现猪、牛的细小碎骨，如指骨、肋骨碎片等，其形态与野生鹿骨有明显区别——家养动物骨骼因饲养环境稳定，骨质密度与野生个体存在差异，且鹿的 $\delta^{13}\mathrm{C}$ 均值为 $-18.9 \pm 1.9\%$ [4]，与猪、牛的同位素特征差异显著，可作为区分肉食来源的依据。此外，圂厕与畜圈相连的结构，会导致部分猪、牛的粪便混入，形成人类与畜粪的混合遗存，这与秦汉“厕圂合一”遗址中常见的人畜粪便混合特征[8][9]相符，也契合《仪礼·燕礼》中贵族宴席后“彻俎”“送宾”的礼仪流程[7]，残余食物与粪便共同构成圂厕的核心物质包含物。

4.3 其他遗存：卫生用品与环境关联物

结合秦汉厕所遗址发现的石块、陶片等遗存及春秋时期礼仪规范，推测晋景公圂厕中可能存在用于清洁的石块、草木纤维等物质。河南南阳杨官寺汉画像石墓出土的陶厕模型设有镂孔栏、台阶等设施[9]，反映贵族对如厕舒适度的追求，晋景公宫廷圂厕可能也有类似的简易清洁设施残留，这与贵族日常生活处处遵循礼仪的习惯一致[7]。此外，圂厕建筑的木材残片、陶质构件等，可能因坍塌混入遗存中，与秦汉厕所遗址中常见的建筑遗存特征[8][10]一致；同时，因贵族宴席需使用酒器，可能存在少量破碎的陶制或青铜酒器残片，虽非直接消化遗存，但可作为宫廷圂厕的关联物质证据。浅谈汉代厕所结构布局的发展等研究还提到，汉代贵族厕所的辅助设施特征对追溯先秦具有参考价值[19]。

5 物质包含物反映的历史信息

5.1 晋国贵族的饮食结构与生业模式

圂厕中的植物性遗存以粟、黍为主，伴生小麦、大豆及果类，动物性遗存以猪、牛为主，反映了春秋时期晋国贵族“以粟黍为核心、多元作物为辅、家养畜禽为主要肉食”的饮食结构。这一结构与晋南地区“旱作农业为主、家畜饲养为辅”的生业模式高度契合，晓朝遗址中农作物与家畜饲养的协同发展[3]、后李遗址中粟黍农业与家畜喂养的同位素关联[4]，均印证了生业经济对饮食结构的决定性作用。

小麦、果类等遗存的存在，进一步揭示了贵族饮食相较于平民的稀缺性与多样性，体现了等级分化在物质生活中的投射。同时，植物性遗存与动物性遗存的比例关系，反映了晋国贵族饮食中“主食为主、肉食为辅”的基本格局，与春秋时期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平及“食礼”规范[7]相符，《礼记·乐记》“一献之礼，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的记载[7]，印证了贵族饮食的节制性，这也导致圂厕中食物残留的量化特征具有规律性。

5.2 先秦至秦汉的卫生设施传承与发展

通过秦汉厕所遗址反推可知，晋景公圂厕的“厕圂合一”布局、便坑导流设计，是秦汉厕所成熟形态的源头[8][9][10]。从物质包含物的处理方式来看，先秦时期已形成“粪便—畜圈—农田”的资源循环雏形，秦汉时期的“美粪”储存、水厕发展（如沂南画像石墓侧室的便槽与贮粪池）等均是在此基础上的完善[9]，反映了生业经济与卫生设施协同发展的历史脉络。秦汉“厕所”小议等研究也支持这一传承关系[20]。

此外，晋景公宫廷圂厕的设施特征，如可能存在的扶手、脚踏等，与秦汉贵族厕所的设施升级趋势[9][10]一致，体现了卫生设施随社会文明进步的发展规律；而圂厕物质包含物所反映的饮食等级差异，与《左传》《仪礼》中记载的贵族礼仪体系[1][7]相呼应，为研究先秦至秦汉时期的社会生活变迁与礼仪制度传承提供了实物间接证据。

6 结论

晋景公圂厕遗迹的物质包含物虽未通过考古发掘直接证实，但结合春秋时期晋国的生业基础、贵族饮食体系及相关礼仪记载，依托人体学与消化学知识，通过秦汉厕所遗址的传承特征反推，可初步判定其核心包含物为：粟、黍、小麦、大豆等粮食作物的消化残渣，其中粟、黍残渣占比最高，小麦、大豆残渣少量存在，符合“食不厌精”的礼仪加工要求[7]；猪、牛等家养动物的肌肉纤维与细小骨片，同位素特征符合 $\mathrm{C}_4$ 类植物喂养模式[4]，体现“脍不厌细”的饮食规范[7]；枣核、酸枣核等果类遗存[3]，以及用于清洁的石块、草木纤维，部分混入的猪、牛畜粪，可能伴随少量破碎的礼仪用器残片。

这些物质遗存不仅是晋景公日常饮食的直接反映，更揭示了春秋时期晋国旱作农业与家畜饲养并重的生业模式[3][4]，以及先秦至秦汉卫生设施的传承与发展轨迹[8][9][10]，同时印证了春秋贵族饮食“以礼为纲、等级分明”的核心特征[1][5][7]。研究既体现了生业经济对饮食结构、卫生设施的深层影响，也彰显了礼仪制度在贵族物质生活中的渗透与规范[7]，为深入研究春秋时期贵族物质生活与社会文明提供了独特的生业考古视角。

本文的研究局限在于缺乏晋景公圂厕的直接考古遗存，推测结论需依赖间接证据的连锁印证。未来若能有相关遗址的考古发现，可进一步验证本文推测，并为细化春秋时期贵族饮食礼仪与卫生设施的研究提供更直接的实物支撑。

声明

笔者并没有发掘过真的晋景公（同时也是本文的第二作者）他溺死的厕所。

致谢

感谢晋景公洗的很干净才来托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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